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教育的考察与反思

作者:黄明文 来源:推广部 时间:2019-09-11 09:56

现代法律是西方的外国产物。长期以来,中国从未有过培训法律专家的正式机制。直到清朝末期,法律和教育的改革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省。中国的现代法律教育始于当时,而在20世纪上半叶新开设的私法教育机构中,最具影响力的非苏荷法学院正是其中之一。中华民国法学家蔡树恒先生曾经谈到法律教育,认为法律“再生产”是法律教育中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但是,重新审视和审查中华民国的法律并对其进行反思,是对我们现行法律教育的参考和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教育的考察与反思

一,东吴法学院回顾

1.建立背景

清朝末年,国家法学院全面开放。到1909年,共有47所国立法学院,占当时学校总数的37%,占学生总数的32%。其特点是为在职公务员提供法律培训。非学位教育。到北洋政府时,法律已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职业。法学院学生人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一半,综合性大学总数。东吴大学法学院由Charles Lankin创立,他是1915年在该校教授政治学的律师。它被称为“中国比较法学院”,它是在“心脏战争”中创建的,但它就是这种使东吴法成为中华民国法学院之耳的突发奇想,被誉为中国“现代法学家的摇篮”。

(1)从东吴法学院的成立到1927年,在国民政府重新获得教育主权之前,法学院在学术制度和课程方面几乎完全遵循美国法学院。在1920年至1927年间,除了与中国法律相关的几门课程外,法学院还以英语授课。大多数教师都是上海着名的从事法律实践的人,他们效仿英美案例教学法,并在1922-1923之后全面介绍。在课程设计方面,“一直关注比较法研究,因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课程同等重要。”与此同时,在东吴学习的学生也有“不觉得他们在中国学习”的感觉。由于东吴法的声誉和“美国背景”,它也为优秀学生提供继续留学的机会。

(2)独特的教学模式。虽然东吴法学院后期的政治压力废除了大学预科系统,但并没有降低招生标准。比较法和英美法的研究是办学的特点,实践人才的培养是办学的目的。东吴法学院是学生适应上海国际商业环境的最准备。它是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律的学校,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在公共特许经营中实践,而且一般而言,它也在那里主导业务。在上海,律师“必须具备应对上海工业和技术局的背景和语言能力。”从学校开始到学校国有化,律师们一直秉承兰进律师的理念。培养实用的法律人才,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它与当时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呼应,这恰恰是美国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实践。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东吴法学院无疑是具有西方理论和实务特色的一所法学院,一时之间获得了无数赞许和褒奖,而在这种盛名掩盖之下的却是中国法学自身的衰弱与贫瘠,以及中国法学自主性缺失和对西方法学的依附现象。

邓正来教授在《学术与自主》一书中提到的对当代我国学者“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识“现代化思维框架”对我国当代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进而揭示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移至品格”以及这种品格所掩饰的作为知识消费者的中国学者与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之间的关系。回顾在民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移植”和对西方的“依附”只会更甚。从这种学说理论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依附性之深。具体来说,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历史原因。自清末鸦片战争之后,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广大国人都受到了震撼,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学习西方产生的巨大改变。另外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的地主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使得西方思想有了一定基础。而这些人对西方的接受,也就从主观上使国人产生崇洋的社会心理,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西方的屈从和依附性就大大加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教育的考察与反思

2.中国资本的输出与西方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输入。自国门大开后,中国就成了西方列强为了攫取巨大经济利益而先后抢占的重阵地,大量的西方传教士以及资本资本进入中国,都想使中国成为“另一个西方”,尤其是西方教会势力在华办学中推崇的基督教,对很多在教会大学读书的学生影响至深。如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律教师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他在中国开创了国家法的教学和研究。

3.政治方面的因素。自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巨大改变,似乎使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看到了希望,所以用“加入西方的行列”得以保存自己,故而实行了各种措施,这就使这种输入有了政府的强力支撑。

历经百年,如我们依然能够深刻地感觉到我国法学教育中深刻的西方烙印,这也正如杨国枢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人的心理》一书中讲曾到台岛因二战后受英美“核心”国的影响,学术界沦为了西方的“消费者”和零售店,甚至已经成为附庸。而本土学者对欧美学术的强烈依赖心理和不移的权威崇拜,使得他们的本土思辨能力和思想信心逐渐消失。而当时我们的法学教育也正是如此,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东吴法学院取得的成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但是却加剧了法学教育对西方的依附。那么,如何真正实现“兼取中西,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法学教育最应该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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